沈琳教授：对抗胃肠肿瘤，有百千遗憾，更有万千动力
6月4日-13日，中国胃肠肿瘤临床研究协作组(CGOG)成立10周年学术年会在线上举办。会议由北京癌症防治学会、CSCO临床研究专家委员会等共同主办，中国胃肠肿瘤临床研究协作组（CGOG）协办，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北京市肿瘤防治研究所承办。
CGOG成立于2010年11月27日，是由全国胃肠肿瘤临床领域知名专家以及与相关医务人员自愿组成的非营利性学术团体。其成立初衷是集结国内优秀的医学专家和科研学者，共同致力于推动消化系统肿瘤的诊疗规范化、临床研究及药物研发，提高全国诊治水平。
在6月6日下午举行的主论坛上，詹启敏院士和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季加孚院长作开幕致辞，为CGOG近十年来对于提升我国胃肠肿瘤诊疗水平的坚持不懈的拼搏与探索点赞。
CGOG创始人、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副院长沈琳教授在主论坛上就目前我国胃肠肿瘤药物研发的现状与挑战做出了如下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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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癌必然要走精准治疗之路
目前，我国胃癌早期临床研究在研靶点与国际相似，以HER2、PD1、CMET/HGF、FGFR、VEGF、claudin18.2等分布较为集中。
然而，我国的胃癌药物临床研究仍有很多失败教训及遗憾，这提示我们应更多地关注地域、人种、瘤肿异质性等方面问题，同时，也要意识到单抗vs.TKI、疗效标志物的选择等也有待考量。
未来，胃癌精准研究的方向应主要放在针对HER2的持续探索上，除了新药的持续研发，还应挖掘HER2对于免疫微环境的影响。
同时，由于胃癌的异质性强，治疗靶点比较分散，国人还应更多关注其他少见靶点的研究。这一点上，韩国似乎走在了我国前面，他们开展的大型伞式研究，部分干预组，包括KRAS/MEK基因异常，MET基因扩增的精准治疗已经获得初步疗效。
食管癌研究主要是免疫和联合治疗
在Clinicaltrial上，中国目前关于食管癌治疗的研究共有347项，其中主要是免疫和联合治疗，而靶向研究非常少见。
此外，西方国家常把食管癌的腺癌和鳞癌进行混合研究。但由于这两种人群的生物学行为完全不同，我建议，对于这种在中国高发的肿瘤，国内的研究者应该坚守住分开研究，明确区分腺癌和鳞癌研究的原则。
研究结果显示，晚期食管鳞癌的二线治疗中，有多个Ⅲ期免疫治疗重复显现，其中，中国人群获益高于亚洲其他国家和非洲，而整体亚洲人群获益又高于欧美国家。食管癌的联合治疗是大势所趋，但其安全性不容忽视。
在靶向治疗方面，晚期食管癌鳞癌的靶向治疗研究可以说收效甚微。究其原因，包括四个方面：1.西方与东方人的人种异质性。2.部分研究仍以腺癌为主要人群。3.除埃克替尼研究外，其余未进行潜在有效人群的筛选。4.食管癌鳞癌涉及多条信号通路改变，单一靶点效力不足。
肠癌精准治疗研究突破不大
目前，国内整体的大肠癌治疗研究水平与国外差距仍然较大。最近几年，在HER2+和BRAF突变的人群中看到了一些有益的趋势，但在大家最为关注的KRAS人群的研究方面却没有有意义的探索。未来，我们也最应关注突破KRAS基因突变人群的研究难点。
神经内分泌肿瘤研究水平与国际持平
生长抑素类似物(SSA)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加量、维持治疗和联合治疗。肽受体放射性核素治疗(PRRT)的地位也逐渐升高：如联合药物治疗、扩大适应症、更早实施、再治疗和多次治疗等。抗血管靶向药物是主流。同时，很多其他治疗靶点的探索也在进行中。
对于此类消化系统肿瘤，PD1/PD-L1的单药治疗并不理想，联合治疗、免疫双药治疗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可以说，目前神经内分泌肿瘤治疗的国内研发力是与国际齐平的，未来的研究势头还会继续旺盛。
肿瘤药物研发的方向与趋势
在未来，肿瘤药物研发的方向应是转化研究驱动下的精准治疗，正如下图所示。
传统的临床试验模式已不能满足目前的各项研发需求，我们应寻求更先进的技术和流程，最终，让更多的肿瘤患者获益。这也是我们开展各项探索的原始动力。
策划/郑颖璠 胡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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